湖北省自然资源厅

不少人认为城镇化的进程是线性的，但实际中，至少在方向的选择上，城镇化是有多种答案的，需要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

从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“控制大城市规模，发展中小城市”建设方针，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，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城市更新行动，我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从“大国小城”到“大国大城”、再到“城市群＋都市圈”的发展转变。新时代的政策导向，是通过城市更新来系统治理大城市病，将各级城市从“增长机器”的惯性中抽身，从“为了增量而新建”转变为“为了质量而更新”。如果说“大国大城”时代的城镇化是“高楼平地起”，那么“城市群＋都市圈”时代的城镇化将是“一墙之隔开天地”。

相关研究显示，2030年，中国将有七成人口聚集在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七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内。这些城市群或都市圈仅占全国陆地面积的一成，却贡献了超过六成的GDP。这意味着，未来城市竞争将不再是“谁占地多”，而是“谁的圈子大”。而城市更新，将是城镇化战略能否更进一步将“大国大城”跃升为“城市群＋都市圈”格局的关键战术。唯有将城市更新置于此格局之中，才能让城市更新具有城市规划层面的价值和战略意义。基于此，笔者以为，要以“四类关键地区”更新，激活城市群发展新格局。

过去，我们谈城市更新，往往盯着老旧小区、残破厂房的物质空间换新。但都市圈时代，更新的视野必须是全域的。如果不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，不解决核心城市的“排他性”肥大，所谓的更新不过是给一台陈旧的机器涂上一层新漆。唯有通过空间的腾挪，将孤立的城市节点“织”成一张彼此协同的空间网络，才具有真正的战略价值。要激活这盘大棋，必须在四类关键地区“动刀”。这四个战场，每一个都触及了中国城市治理最深层的矛盾。

一是打破行政区划壁垒，实现跨界地区的“缝合”更新。我国城市管理是不断向上收束的，市与县、县与镇是管和被管的关系，城市群内部是大城市管小城市的金字塔结构，越是在行政末梢上的市镇，其资源可支配能力越弱，发展越不充分，尤其在跨界地区。当核心城市的增量见顶后，周边城镇发展需求显现，通过更新，可将跨界交通、能源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实现“硬联通”，也可将标准、机制实现制度上的“软联通”，避免都市圈异化为“保护圈”。

二是瞄准核心疏解，实现核心城市的“置换”更新。推动核心城市的功能提质与非核心功能的有序疏解，对核心城市的低效用地、闲置楼宇、老旧街区等进行更新，为科创、金融、生产服务等功能集聚腾挪空间，将物流仓储、康养文旅等非核心功能，向都市圈近郊、远郊城镇疏解。这种“退”是为了更好地“进”，也是都市圈肌理优化的必然选择。

三是注重圈层承接，实现周边城镇的“赋能”更新。如果没有周边城镇的接应，核心城市的疏解将只是“放逐”。以更新推动周边城镇功能承接与配套升级，应针对周边城镇的闲置厂房、老旧产业园区、城乡接合部等开展更新，营造专业化产业承接平台和生活服务载体，提升功能疏解的承接能力，避免疏解无载体、承接无能力。

四是推动全域同城，实现交通枢纽的“扩容”更新。交通枢纽更新，要模糊物理距离，将“通勤圈”锻造成产业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。推动都市圈全域同城化深度落地，通过城市更新提高枢纽服务效率，拓展1小时通勤圈覆盖范围，促进城市群、都市圈内要素快速流动。如此，都市圈才能真正从地理上的“城市圈”进化为心理上的“朋友圈”。

（作者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总规划师　刘迪）